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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与现代的对话何以可能?—— 《传统与现代的对话——遗传资源知识产权问题研究》评析

时间:[2017-05-08]  来源:

摘要

    就一般学理而言,无论在内容上抑或在方法思维上,遗传资源的传统保护与现代知识产权保护模式之间存在较为显著的差异性和悖反关系。然而,钭晓东教授等的新作 传统与现代的对话———遗传资源知识产权问题研究》却另辟蹊径,完成了遗传资源及传统知识 “可知识产权性”的有力论证。具体来说,该著作在类型化范畴的解析、民族性遗传资源及其传统知识的世界性即一般性问题、个体主义方法论与集体主义方法论思维的悖论及克服、从遗传资源多样性到文化多样性的广延等几个核心问题的论证中完成了 “传统与现代的对话”。

      关键词:遗传资源;传统知识;知识产权;可持续发展

    传统与现代是认识、解读人类世界的时间标尺,经常被用来表述历史序列间的 “连续时段、积累运动和缓慢的饱和过程”〔1〕等串联关系的建构秩序。然而,社会分工的精致化引起的知识分化不断冲击着传统与现代之间的既定逻辑,时代的巨变作为非常量的加入使得历史序列中的非连续性不断凸显,“一个时代和下一个时代的认识论构型之间的纵向非连续性”〔2〕不得不成为传统历史学者规避、化约之后又无奈认同的新思维,因为非连续性这种 “分期模式”绝不是 “消极的东西,而成了决定着历史阅读的对象并赋予其分析有效性的积极因素”。〔3〕因此可以说,人类社会发展迄今,从传统到现代的单向度标尺已无法准确描绘当下世界的真实图景,当下社会 “正在经历着所谓历时性问题的共时性解决,正在从古代社会文化模式向现代文化模式转型、正在从简单社会向复杂社会的转型”。〔4〕在此背景下,传统和现代的对话需建立在广泛的共时性联系基础之上,其间不免有诸多制度要素间共时性联系也因社会文化转型而发生。

    钭晓东等的新作 《传统与现代的对话———遗传资源知识产权问题研究》〔5〕一书即是从制度层面实现传统与现代 “互渡”的重要尝试。在该书中,作为传统法律制度的知识产权和作为现代性公共问题之一的遗传资源知识产权保护,遗传资源的传统保护手段和遗传资源的现代知识产权保护手段,以及传统知识的传统保护手段和传统知识的现代保护手段———知识产权等两组问题是传统与现代对话的几类基本范畴。就本质而论,这两组范畴中的传统与现代指涉在共时性语境下存在不可消解的逻辑矛盾,要实现传统与现代的对话无疑是困难重重。然而, 《传统与现代的对话———遗传资源知识产权问题研究》一书的作者却通过不断的理论探索,解开了上述两组范畴中传统与现代之间的逻辑困局,其学术勇气和创新价值自不待言。当然这两组范畴在传统与现代之间的有机勾连绝非基于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历史性顺承或连续,而是基于传统与现代在本质属性、方法论思维等方面的个体性价值及其延展。那么,传统与现代的对话又是如何在该书中变成可能的呢?随着对该著写作思路、研究方法的层层剥茧,这一问题逐渐得以清晰呈现。综览全书,本文尝试提炼其中的类型化范畴解析、民族性遗传资源及其传统知识的世界性即一般性问题、个体主义方法论与集体主义方法论思维的悖论及克服、从生物多样性到文化多样性的广延等四个方面的核心问题,渐次简约化并回应 《传统与现代的对话———遗传资源知识产权问题研究》一书的基本观点。

    一、厘定有关传统与现代的两组范畴———论证逻辑的类型化

    乍一看去,《传统与现代的对话———遗传资源知识产权问题研究》一书充斥着大量的概念符号,如传统、现代、遗传资源、知识产权、传统知识、可持续发展、科学发展等,这些概念符号的繁复和相互交织似乎使本书的体系结构和研究内容本身变得尤为复杂。然而,透过复杂的表象,本书清晰呈现出两组范畴体系,构成了本书内容研究展开和研究主旨彰显的“基石”。这两组范畴分别是作为传统法律制度的知识产权与做为公共性问题的遗传资源的知识产权保护、传统知识的传统保护与传统知识的现代知识产权保护。

    详言之,第一组范畴,作为传统法律制度的知识产权与作为公共性问题的遗传资源的知识产权保护在本书中价值在于,作为保护手段的知识产权制度如何在逻辑上符合对现代性问题之一的遗传资源的保护需要。因为知识产权作为一种法律制度 “装置”,源于对市民社会个体的智力成果或精神财富的私权保护,其存在的合理性在于维护私主体的权益,因而在方法论思维中体现为原子论式的个体主义。与之迥然相异的是,作为现代性问题之一的遗传资源保护却以社群性环境资源利益的维系为基础,体现为方法论的集体主义思维。于此情形,基于集体主义方法的遗传资源却被赋之以体现个体主义方法的知识产权保护之手段,目的和手段之间难免存在逻辑思维上的不一致性。《传统与现代的对话———遗传资源知识产权问题研究》一书着重抛出这一组范畴,并创造性地借用 “关民共享理论”和 “遗传资源提供行为”的价值评估等手段解开了传统遗传资源保护的集体主义思维与知识产权 “装置”运行的个体主义思维之间的逻辑抵牾之结,实现了集体主义方法论与个体主义方法论之间的有限 “互渡”。

    如果说第一组范畴是纵贯 《传统与现代的对话———遗传资源知识产权问题研究》一书的基础性范畴的话,第二组范畴,传统知识的传统保护与传统知识的现代知识产权保护则是对第一组范畴及其问题剖析的特殊化,旨在通过对遗传资源的广延部分———传统知识属性的解析来进一步回应和佐证遗传资源之 “目的”与知识产权之 “手段”之间的逻辑吻合关系。一般而论,作为一类特殊自然资源形态,狭义的遗传资源并不当然地体现为传统性,唯有与遗传资源这一命题相关的传统知识,即 “土著或地方社区体现传统生活方式而与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和持续利用相关的知识、创新和做法”(《生物多样性公约》,1992年)在历时性沉淀与累积中逐渐体现出了较为显著的传统性特。因此,要清晰呈现范畴类型,传统知识与知识产权这组范畴更具有典型性,能在 “外观”上充分体现出传统与现代的 “纠结”。对此范畴中的问题,《传统与现代的对话———遗传资源知识产权问题研究》一书精巧地结合 “可持续”发展的内涵突破了传统与现代的障碍,实现了传统知识的 “可知识产权性”论证。

    上述两组范畴围绕本书的主旨——— “传统与现代的对话”而得到精妙设计,契合了逻辑论证的类型化方法论思维。厘定关于传统与现代的两组重要范畴,对本书的论证脉络和研究主旨的彰显具有重要意义:其一,运用类型化方法论构筑的范畴体系立足于遗传资源知识产权保护这一核心论题的 “本质”因而形成对本书核心论题的有力诠释。其二,厘定上述两组范畴所运用的类型化方法是抛开表象上的繁复、晦涩, “一针见血”地框定与核心论题相关的几个重要方面或属性,实现以 “解构”的方法论对研究主旨的 “建构”。其三,以类型化方法建立上述范畴体系的价值还体现为突出 “问题”,即本应对立的传统与现代如何实现相互之间的对话,从而寻求解决 “问题”的方案。诚然,对上述范畴体系的准确厘定除了使本书的研究主旨鲜明之外,也使本书的论证达到了理想效果。我国著名知识产权法专家吴汉东教授在 《序 (二)》中也首肯了这一点,即清晰的类型化思维 “提高了相应理念及制度设计的严谨性与可行性”。

    二、“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

   源于民族地方或社群区域的本土性遗传资源及其传统知识缘何日益成为当今时代广受全球关注的议题呢?保护遗传资源及其传统知识的根本意义在于民族性利益的实现还是世界性贡献?带着这两个问题,《传统与现代的对话———遗传资源知识产权问题研究书展开了颇有建树的论证,进一步澄清了遗传资源及其传统知识保护的民族(或性本与世界性关系,从而在一定意义上为国家遗传资源战略提供理性应思路。

    伴随着生物科学技术的发展,以遗传资源为基础的新生物科技产业发展已经成为当今世界经济发展中越来越有影响力和竞争力的产业之一。可以预言,在未来生物科技竞争中,遗传资源存量决定谁将取得主动权。对此,国际社会极为重视遗传资源的获取及其惠益分 享 问 题,1992年 《生物多样性议定书》 (简称 CBD)和2010年 《名古屋议定书》对遗传资源的获取手段和惠益分享做出了详细的规定,将 “事先知情同意”、 “共同商定” “合作合同”等作为规范遗传资源获取 与 惠 益 分 享 的 重 要 制 度。尽 管 如 此,在 遗 传 资 源 价 值 剧 增 的 诱 惑 下,1993 年CBD,全球范围内 “印度香米专利事件”(1997-2000年)、“中国大豆标志基因专利事件”(1998-2000年)、 “墨西哥玉米专利事件” (2000-2003年)等 “生物剽窃”事件多有发生,以致于发生 “发展中国家作为遗传资源的原产国难以获得因利用遗传资源而产生的惠益,甚至使用基于其原产的遗传资源开发的产品还要向发达国家支付费用”〔6〕的情形。面对一边是愈趋严格、精致的法律规制,一边是追逐利益的法律强制之现状,各国和国际社会不得不重新探索遗传资源保护的有效制度和机制。尤其在环境保护成为全球瞩目的现代性问题的背景下,如何实现遗传资源获取中的环境保护和遗传资源惠益分享的共赢,更是成为国际社会的关注焦点和难题。

    当然,民族性遗传资源之所以成为当今全球普遍关注的议题,绝非仅仅源于国际社会对 遗传资源获取中环境保护以及遗传资源惠益分享问题的关注,而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对遗传资源保护与惠益分享问题背后 “暗流涌动”的国际秩序的深思。如同本书中的反思性观点,遗传资源领域的知识产权利益分配及其实质是 “遗传资源多样性、文化多样性保护命题映射下的强弱文化的征服-反征服”问题。目前处于强势话语体系欧美文化体在率先发展的高端生物科技支撑下,不断扩展并侵入处于弱势的传统部族文化体之中,以致于两大文化体之间的 “征服与反征服”关系或 “文化熵”(Cultural Entropy趋势〔7〕愈演愈烈。强大的文化征服已逐渐形成了国家秩序中的新型殖民模式———生态文化殖民。由此,从文化主体性角度看,遗传资源的知识产权保护模式被赋予了更为重要的国家和民族未来发展战略意义。只有加强遗传资源的知识产权保护,即提高遗传资源保护的民族性、本土性,才能从根本上获得民族性遗传资源的世界性认同,并走出文化征服与反征服困境。在这一意义上,以知识产权制度 “装置”加强遗传资源的私权性、个体性保护得到了辩证逻辑而非个体主义与集体主义相斥的形式逻辑思维的支持。

    藉由上述论述, 《传统与现代的对话———遗传资源知识产权问题研究》一书不得不向读者表达如下警示或期望:遗传资源保护手段的 “可知识产权性”及其对民族性、本土性的彰显固然重要,但遗传资源保护的重心和根本旨归远不止于此,而在于借助知识产权制度 “装置为遗传资源惠益的本土性惠益享有与价值的世界性展现,获得相关生物技术、制度、机制发展的空间而厘清不同文化体的 “坐标定位”,以期为欧美文化与传统部族文化之间 “征服与反征服”博弈关系中的文化秩序重建奠定基础。因而,在这一根本意义上, “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 “从本土的角度”或 “以本土的方式被感知和理解”。

     三、方法论思维的悖论及其克服

    如前文所述,作为传统法律制度的知识产权与做为公共性问题的遗传资源知识产权保护、传统知识的传统保护与传统知识的现代知识产权保护作为两组范畴构成《传统与现代的对话———遗传资源知识产权问题研究》一书的 “基石”。然而,这两组范畴的确次地反映出贯穿该书始终的方法论主线,即从知识产权的个体主义方法论与遗传资源及其统知识保护的集体主义方法论之间从冲突、悖反到相互扩张、融合的发展脉络。就本质而言,知识产权的私权属性在方法论上体现为传统的原子论式的个体主义方法思维,以保护私法主体通过自己的智力创造而对相关精神财产享有的独占性权益。与此不同,传资源及其传统知识法律保护的社会 (社群)公共性在方法论上体现为集体主义方法思维。其实,不只在遗传资源保护领域面临着知识产权的个体利益独占与集体利益共享的冲突问题,知识产权制度自诞生以来,始终伴随着独占性利益与集体性利益的平衡问题。按照世界贸易组织《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的条款宣示 “知识产权为私权”来理解,知识产权在本质上是“以牺牲公众一定的分享和利用知识的权利为代价来实现创造者个人的权利”的法律制度设计。可见,对于集体性、社会性较为明显的领域来说,采用知识产权手段必然面临一定的逻辑障碍。当然,在个体主义方法论与集体主义方法论的学理争辩中,有一种观点提出质疑,认为把个体行动从其居于其中的 “文化中抽离出来的理论”又有什么用处呢? 其意在表明,个体主义方法论本身就是一种谬误。若此观点成立,那么知识产权之于遗传资源保护就不存在个体主体方法论与集体主义方法论之间的优劣争辩,或者至少说这种方法论争辩在一定程度上是无意义的。个体主义方法论倡导者路德维希·冯·米塞斯等经济学家已经对这种观点的错漏做了有力的批驳。总之,要在方法论层面讨论并厘清遗传资源的知识产权保护问题就有要对知识产权手段之于遗传资源保护的逻辑限度、可行性等问题做出全面梳理。

    如同环境资源法专家Jaes Rasband教授所言,保护遗传资源等生物多样性的目的既是“因为它们的市场价值”,也是 “因为它们的非市场价值”,如 “美学价值和精神性价值”以及它们的 “内在价值”。〔10〕遗传资源知识产权保护的可行性讨论也应建立在对其价值属性区分的基础上。在当下语境中关注遗传资源保护问题,民族性、精神性资源价值与商业性资源价值是两个主要面向。以此为分类标准,遗传资源的可知识产权性论证便一目了然。众所周知,知识产权制度的意义主要在于保护私主体基于智力成果或精神财富而享有的财产性权利,尤其在与遗传资源保护相关的专利权、商标权等具体制度中,知识产权的财产权属性更加明显。因此,当遗传资源的价值被区分为民族性、精神性遗传资源和商业性遗传资源时,知识产权制度之于遗传资源保护的限度可将清晰可见。“可知识产权性”的根本是财产性或商业性,故遗传资源的知识产权保护的功能主要在于对遗传资源及相关传统知识商业性价值的保护。而遗传资源及其传统知识中纯属民族性、精神性价值的部分则无法被纳入到知识产权保护畴。

    就遗传资源和传统知识中商业性价值的可知识产权性问题, 《传统与现代的对话———遗传资源知识产权问题研究》一书给予了较为充分的论证。作为遗传资源商业性价值基础的 “遗传资源信息权”的构建、传统知识的 “创新性”特征的重新解读等是论证现代语境中遗传资源和传统知识的可知识产权性的基础。略有遗憾的是,该书对 “可知识产权性”的论证没有构筑民族性、精神性价值与商业性价值二分法,虽然在实质上仍围绕商业性遗传资源可知识产权性的论证展开研究,但对研究思路的清晰度有些许影响。

    当然,《传统与现代的对话———遗传资源知识产权问题研究》一书在知识产权手段之于遗传资源保护的可行性问题的论证上创造性地提出了全新的见解———彰显 “可持续”发展的内涵以实现遗传资源及其传统知识的可知识产权性。在环境保护成为全球普遍关注的现代性议题之时,无论是遗传资源及传统知识的传统保护手段,还是遗传资源及传统知识的知识产权保护手段,均离开不当今社会文明演进所提出的“可持续性”内涵的考验和 “不断进化的可持续发展意义”因而,即使遗传资源及传统识的可知识产权性在价值二分法下获得了逻辑意义上的正当性,但其现实意义上的正当性并不必然具备,而是要结合被深深 “嵌入”其中的可持续发展战略进行实证探讨。具体来说, 《传统与现代的对话———遗传资源知识产权问题研究》一书综合运用历时性梳理和实证研究的方法,从 “产业发展的可持续性”、“人权保障的可持续性”、“文化多样性保护的可持续性”三个层次论证了可持续发展对于遗传资源及传统知识可知识,并以此为基础,通过可持续发展在 “协调和 “全面”两个向度上的内涵拓展提出了知识产权手段保护遗传资源及传统知识中环境利益、经济利益、精神利益的共赢策略。总之,该书在方法论思维上的最大创新在于通过赋于现代 “可持续”发展这一新值来个体主义方法论与集体主义方法论之间 “互渡”之难题,使原本在方法论上完全不同甚至悖反的传统与现代范畴得到逻辑和实证的良好融通。                                              

     四、从遗传资源多样性保护到文化多样性保护

    在深刻的现代性背景中,遗传资源多样性保护议题已经得到了非常广泛的关注和讨论,然而,如同 《传统与现代的对话———遗传资源知识产权问题研究》一书的研究主体部分所论及的各种理念、价值、策略制度构建一样,在遗传资源多样性保护议题中的诸多努力其结果是什么得到了保护?什么又是应当得到保护的?这两个问题亟需得到冷静反思。

   遗传资源多样性保护的大致范畴是生物多样性保护,包括与遗传资源有关的一系列传统知识。现有相关研究均围绕这一范畴而展开,鲜有过多延展或限缩此范围者。但从研究内容来看,现有研究大多从历时性脉络出发对遗传资源多样性问题的历史发展进行梳理,进而提出“问题熵增”逻辑中遗传资源多样性保护在目标、制度等方面的创新和实现等问题。这种看似天衣无缝的研究现状却没有触及遗传资源多样性保护的根本。越来越多的田野调查、民族志等人类学研究方法均得出如下研究结论:各类遗传资源在应对自然环境与社会变迁的挑战中,经过长期历史演变的 “千锤百炼”,形成各自的特色——— “每个部分都是特殊的和唯一的,而且具体到细枝末节都彻底地不同于其他文化的相应部分”。〔11〕长时期的演化已经使遗传资源融入到特定部族的政治、经济、自然、风俗等文化多样性机体中,因而,对遗传资源的关注必然无法脱离与其 “互嵌”的文化多样性有机整体。因此,要使遗传资源多样性变成一个 “美丽的现实”,以文化多样性保护为核心的系统性、整体性研究不可或缺。

    当然,以文化多样性保护为核心的系统性、整体性研究应建立在这样的认识基础之上:既“把文化描绘为一个综合的整体,……同时也把文化描绘成是一个被一群人广泛分享的意义体系”。〔12〕而这种 “意义”的 “描绘”和获得的实质是对文化多样性保护超越于遗传资源多样性保护的系统逻辑的把握。诚然,由于文化多样性保护议题下政治、经济、自然生态、文化、习俗等要素的相互 “嵌入”所形成的系统有机体远远超出了遗传资源多样性保护的点面式、静态特征,或者说遗传资源多样性作为文化多样性系统的一个 “嵌入性”要素或 “系统结构的成分”〔13〕更有意义。因而针对文化多样性保护的理念和制度、机制构建均需立足于系统论思维的立体、综合、动态等特征和方法,如系统治理中的多规则合作 (制定法规则与民间法规则的互助)、系统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照、子系统的独立性 (封闭性)与关联性 (开放性)问题探讨等。对此,《传统与现代的对话———遗传资源知识产权问题研究》一书在 “结语”部分做了专门讨论,以回应就狭义的遗传资源范畴而研究遗传资源保护议题的不足,并就遗传资源危机中借助文化多样性的系统发展动力关照遗传资源保护议题做出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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