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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际法的价值初考—兼论生态法中的自由

时间:[2017-03-16]  来源:

摘要:人际法向域际法的过渡是对自在之法的回归,这一过程具有历史必然性。现代生态法等法形态不同于传统人际法,属于域际法的范畴。在从人际法向域际法过渡的过程中,法律价值的内涵也得以不断丰富和发展。就自由价值而言,其在作为域际法主要类型的生态法中不只局限于对社会关系之奴役状态的克服,还包括对建立在非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之上的人与自然关系和谐与同构状态的实现。

关键词:人际法域际法生态法法的价值自由

一、“法域”之谓

        法之“域”,或法域,在传统意义上是指某种()法所调整的对象及其范围〔工一如同某一函数据以产生映射意义的定义域一样,法域较为明确地界定了作为函数的法律能够发生映射(规制、调整)意义的特定社会关系或特定对象。当然,定义域的确定反过来意味着函数之意义范围的确定,法所调整的对象及其范围的厘定同样也意味着法之界域的确定,即法域的明确化。循此,笔者拟以法所调整的对象及其范围为起点,在区别于传统法域意涵的基础上,重新对法的边界范围进行考察。在不同的视角下观察,法所调整的对象范围也会大不相同。通过对历史上法形态及其调整对象范围的梳理,我们可得出一个关于法域的清晰印象。在原始社会群体氏族部落中,群体及群体利益即是氏族社会习惯法所调整的范围界限;氏族社会的分化导致了更为高级的社会结构领域—国家的产生,法域在原来较小群体的界限上有了突破,发展为以国家主权为界限的更大范围,此时的法已超越了群体界限,关注一国主权内的诸多事务;然而,自崇尚自由的资本主义社会始,个人自由、个人安全、个人利益又成为社会活动的主导价值,个体域之法在国家域之法的空缺和夹缝中逐渐生成,个人(包括家庭这一特殊的个人形态)逐渐发展为与国家法相对的法所关涉的另外一极。个体域之法和国家域之法在对抗和妥协中并行不悖、协同发展。然而,不管是个体域之法,抑或是国家域之法,由于在形成之初的自身缺陷,二者无法调处自18世纪以来逐渐被人类重视的人与自然之间的冲突,即人际冲突,从而引起我们对法域及其自足性的不断追问。从法域的历史擅变之中,我们可以获知:法域首先是一个相对性的概念,“任何一个具体的法体系或规则现象都是不能绝对化的,特别是解释的绝对化”。〔2〕在不同的视角下,法所涉之域不同,具体体现在域内与域外的相对性区别中。在群体氏族的视野里,有关调整氏族成员关系以及氏族群体与氏族成员关系的习惯法即为域内法,而以主权为界限的国家法因其所调整范围远远超越了氏族群体而成为了域外法(在氏族群体法域的视野里似乎是不可想象的事)。如果变换视角,从主权国家的角度审视氏族群体习惯法和国家制定法,二者均应归为域内法。正是基于此种认识,本文尝试从生态法〔3〕这一新型法域发展的视角重新解读法域的内涵,并且从生态法的立场上给法域的内涵赋予一定的确定J:本文姑且将关涉氏族群体、主权国家和个体范围的法,如传统民法、行政法等称为人际法,因为其主要调整人与人之间发生的各种关系,而相应地将涉及人与自然关系、超越人与人关系的法,如生态法、现代科技法等称为域际法。

        对此,可能有学者要问,域际法如何成为可能呢?对于这一问题,笔者循以下理由予以澄清:其一,在传统社会,由于生产力水平普遍低下,人类对资源的开发和摄取大致被局限在一定的范围和幅度之内,没有超出自然环境和生态系统负载、恢复的最大限度,人际冲突总体上表现的不明显。因此,无必要建立域际法规范用以调整人际冲突关系(传统社会里,法律只需做到调整人域范围内的资源分配、保护和交易关系即可)。其二,人类实践活动提高了人类的认识能力。人类逐渐意识到日新月异的科技创新及其支撑下的工业化进程对资源环境的破坏已经严重影响到人类自身的发展,人际冲突愈演愈烈。只有构建超越人际法的域际法、不断挥域际法的整体性、系统性规制功能,才可不断缓解人际冲突,进而恢复人际和谐的状态。其三,法这一现象的发生及法的历史发展同样印证了域际法得以创建、自足的可能性。法是作为一种社会关系的调整器而出现的,在法生成的早期,由于人类群体生活的社会属性,法被自觉地扣上了身份的外衣,宗法、礼法即是此意。以调整身份关系而显现的法,对处于社群生活初级形态(相对于国家、政治、制度健全的现当代社群形态而言)的人类来说,足以调整他们之间的各种关系。然而,随着社会分工的不断细化,引起了社群之间基于利益的角逐,直至对抗,分化,最终演变成社群之间的抗争。不断发生的抗争使每个社群疲于顾及,人人身心疲惫,巨大的不安全充斥着他们的世界,人类不得不思考化解抗争的方法。在此情状下,一种“共赢”的趋利机制逐渐地生成并替代了原有的身份法,以对等、有偿、协议、平等为宗旨而肇始的契约法慢慢生成了。即使在国家产生以后,不管是国家之间,还是国家内部的不同群体、个体之间,契约法一直被适用并逐渐得到完善。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契约法一直是调整权利分配、利益保护、物品交易的最主要手段。然而,近代产业革命的兴起使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大大提速,人类对自然资源的轻松摄取及由此而生的“人定胜天”这一在较前时期望尘莫及的思维和想法竟然在工业革命开始后变成了现实。自此,人类关注的领域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资源的分配、交换似乎已不是人类所思所想的主要领域,创造财富比分配财富更重要,以至于如何运用科学技术、通过改进生产工艺最大量地从自然之体获取质料成了这一时期直至今天人们的主要、甚至全部的事业。“人与自然、生态、环境的冲突已危机四伏”,〔4〕人际冲突愈演愈烈。那么,在昨天和今天这样一个崇尚科技、发扬索取的全新世界里,还有何法足以遏制这近乎玩火自焚式的人际冲突,进而达及人际和谐的如初状态呢?抑或说,如何构筑一套“全新的法律制度和观念形态为之救济”rs〕呢?仔细想来,似乎唯有明天的人际同构法(域际法)方可承此重任。二、域际法中法律价值的拓展

    ()不确定性:法律价值拓展的机理

        域际法这一命题曾在学界讨论中引起过轩然大波,多数持反对意见的学者从主流法理学研究的角度,认为域际法在调整对象上难以确定,充其量只是“生态极端分子”〔6〕等少数人的幻想,因而域际法的创建犹如“歌德巴赫猜想”一样艰难;现有法律足以调整人类与资源之间因摄取所发生的各种关系;域际法不能、也无必要调整人们因资源摄取所发生的关系。依上述理由,持反对意见的学者们似乎以“负责任”的态度向为构建域际法理论而不断尝试的少数学者们发起责难,且他们的观点最终都无一例外地归结到法律必须关注人这一绝对主体自身的价值实现的问题上:法律是务实的;法律只调整人域关系〔7;人际关系在人的发展的角度上其实质还是人域关系〔8 ]...…其实,法律的务实,及所关注的人的自身价值的实现仅是人类中心主义、人类将自己绝对主体化的必然反映。这一认识在主客关系范畴中似乎无法证明法律只关注人自身价值的不恰当性。然而,下而的论证便无可挑剔地证明了这一点:

       法是关涉价值的现象,果真如此吗?在主流的法学理论中,法关涉价值主要是指法的生成、运行要体现作为价值主体的人对所涉价值对象的价值性或有用性。然而,社会关系是变动不居的,其对人类的有用性也处在变化之中。相对于较为稳定的制定法而言,法律制定时立法者所关注的价值与法运行中变动不居的价值却始终存在着背反关系。立法者的价值初衷(包括价值无涉的情形)无法在法的运行中体现出来,或者很好地体现出来。这就是价值的不确定J哇。不仅如此,现代法律,尤其是现代域际法所涉的价值更是难以把握,这主要是因为现代域际法所涉猎的领域—以科学技术为基础的人类活动的不可知〔”所决定的。基因改良技术在发现的初期,作为国家代言人的立法者必然会首肯其带给人类的福社,并通过立法导向的方式在相关法律的制定中确定这种价值。然而,自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随着美国等一些发达国家通过基因技术“改良”而给亚非第三世界国家“免费”进行的农业援助行动的深入推进,人们似乎从中有所体悟科技带给人类的“巨大益处”有时竟是那样令人笑不得。在法律,尤其是国际法层而,再也不会有公约或协定继续首肯基因技术带给人类的福社了吧?科技带给人类的价值在法律评判层而完全陷入了不可知之中。如此一来,法对价值的关涉却造成了法的最大价值无涉。

        同样,法律层而价值的不确定性还表现为:法的价值无涉却使法在适用中而临价值关涉的尴尬。建立在传统哲学严格主客二分基础之上的主流法学理论只承认除人之外的“其他客体”对于做为主体的人的价值性,而否认“其他客体”的独立价值。这也是人际法关注的对象范围。在人类利用自然资源进行生产、发展经济的初期,法律只会津津乐道于如何肯定、保护并激励人类的自然资源开发、利用行为,以促进做为价值主体的人的福利,而断然不会保护与人类的经济行为有本质差异性的自然资源的独立价值。然而,在人与自然、生态严重对立以至于无法调处的今天,人类已意识到保护自然环境的重要性,意识到自然环境并不仅仅是价值的承载者,而是具有自己独立的价值,即维护生态系统平衡、人际和谐的功用。这一功用是现当代法律无可回避的现实。法对自然环境自身价值的最初无涉却遭遇到了今天必须关涉其价值的强制和尴尬。

()域际法价值的再认识

        法律价值的不确定性,乃源于法律的演进所引起的法域变化与传统法律价值认同之间的冲突。详言之,传统法律在基本价值认同上几乎无一例外地秉持绝对人类中心主义观念。在绝对人类中心主义观念下,法律对自然的价值无涉也好,还是法律对自然的价值关涉也好,均以人的利益为唯一的判定标尺。而时至今日,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及所引起的人与自然冲突的加剧,突破传统人域范围的域际法已必然地成为现代法律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域际法对人际关系中的价值关怀却在绝对人类中心主义的狭隘观念下不能得到很好的凸显,甚至根本不能有所凸显,正如在氏族社会群域观念下不可想象超越群域的国家域之法的价值关怀一样,在绝对人类中心主义的狭隘观念下,同样也不可想象超越人域界限的域际法究竟有怎样的价值关怀。是故,才有法律价值的不确定性,且非常明显地体现在现代巨变社会时期的法律,如生态法、科技法等域际法的发展之中。应当清醒地认识到,我们进行传统价值评判的立场无法跳出来自于绝对人类中心主义的观念预设。在此认识基础上,我们对域际法的认识应当跳出纯粹的价值评判的框架,不因价值关涉或价值无涉而影响到对法律这一现象存在与否的判断,因为表现为科技法、生态法等形态的现代法律不仅仅是纯然的以人的利益为评判标尺的价值层而的存在,而是关乎价值的多元性和复杂性。诚然,像附之以自然理性、自然伦理的生态法的形成,其实质是一种实体本体论推论思维的体现,我们无法逃脱这种思维,因为它们势不可挡,无处不在,萦绕在我们的周围,而且已然是世界的一个部分。故此,我们对生态法、科技法等现代法律的认识也不应局限在人类中心主义的狭隘观念中,而应当以生态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观念重新审视之。唯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地认识到现代法律的多元价值体现。

    然而,跳出了传统人类中心主义狭隘观念的局限,我们又如何能在生态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观下审视域际法及其价值呢?在此,本文以法律的自由价值为例初步探讨域际法中法律价值的新意涵。

三、域际法与自由价值的发展

()传统法律中的自由价值及实现途径

古典自由主义的代表学者哈耶克对法律的自由价值有着极为精辟的论述,哈耶克认为,自由是一种人的状态,“在此状态中,一些人对另一些人所施以的强制,在社会中被减至最小可能之限度。……我们将把此一状态称之为自由的状态”。C10〕可见,自由一般被理解为作为社会个体的人在社会关系中所受强制的程度。这也是传统法律对自由的经典表述。而法律自由的这一经典表述是否成立,容下文再论,此处不赘。在各种人际关系中,凡出现人对人(还包括人群对人、人群对人群等)的强制,这种社会状态,就是不自由的。反之,只要每个人在进行各种活动时,既没受他人强制,同时也没有去强制他人,这种社会状态,就是法律确认自由的界限,在这个限制下,人们可以自行其是,都不应称为对自由的破坏。因此,法律所确认和保障的自由更是一种人与人和谐与同构的状态。

    在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观下,立法者通过各种立法活动确认和保障人与人和谐与同构的自由状态,人的自由一直没有超越将人作为绝对的价值主体的思维预设。而这种预设又是通过人的利益之损益为评判标准的。因此,人的自由在本质上仍然可推导为一种以利益为内容的价值观。按照这一思路,传统法律也正是通过人与人之间利益的分配来达到实现人的自由的目的的。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下的法律自由因其关切内容的根本性而成为传统法律的终极价值追求。并且这种追求贯穿于到目前为比人类历史发展的全过程,渗透在人与人之间利益博弈的所有行为之中。

 ()传统法律中的自由遭遇的现代尴尬

  在传统法律层而,人与自然世界之间的冲突没有对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造成太大的冲击。传统法律中的自由一直没有脱离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及人的利益损益这一价值评判标准,因而,也一直是人与人之间利益关系的最高标榜。

 然而,近代产业革命的兴起引起了传统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的彻底颠覆,人与自然之间的冲突日益显现,且愈演愈烈。天空变灰了,江河犹如重色水彩画一般,化学污染引发的恶性疾病蔓延,而对而目全非的往日家园,传统的、只关注人与人之间利益分配关系的法律对此束手无策。于此情景,人类只能望洋兴叹吗?可以说,产业革命的兴起及随后席卷的科技统治,使传统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指引下法律的一统地位颠覆于恍惚之间。同样地,传统的、只关注人与人之间利益分配关系的法律所标榜的法律自由也而临前所未有的尴尬,如何在崇尚科技和索取的当下遏制这种愈演愈烈的人与自然关系冲突,进而构筑人与自然和谐的状态,这不得不引起人们对传统法律自由进行一番现代反思。综合来说,传统自由价值所遭遇的现代尴尬大致表现为如下几种样态:

   第一,在自由价值所涉的范围上,传统法律自由观不得不遭遇生态法、科技法等域际法中自由范围扩大的尴尬。生态法、科技法等新型法形态区别于传统法形态的显著标志之一是自由价值的范围不在局限于人域社会关系,而是上升、拓展到超越人域社会关系的域际关系,也就是包括人域社会关系和人与自然关系在内的一个更为广阔的场景之中。显然,在人际关系领域,传统法律确立的以利益分配为途径的自由已失去了作为法律价值的普适性和概括性,关于法律自由的经典表述—作为社会个体的人在社会中所受强制的程度,也是不能成立的。因此,为了与法域所涉范围的扩大相对应,生态法、科技法等新型法形态中所体现出来的自由价值应当在所涉范围上得到相应的延展。

 第二,传统法律自由价值在内容上具有明显的僵化性和封闭性。如前文所述,传统法律所确立的自由价值关注人域社会关系中的利益分配。除此之外,无关其他。然而,自由作为法律价值在法域演化、拓展的历时性过程中也在不断修正自己的意义范围,如早期群域法和地域法中的本能自由和地域种族内部自由在域际法中发展演变为广普的人域自由。按照法的际域发展的历史逻辑,人际法中的人域自由应当在全新的域际法中发展、演化为包括人与自然关系中的自由在内的人际自由。然而,僵化、封闭的传统法律自由观忽视了自由作为法律价值的历史发展性,仍将自由“主观地”限定为以利益分配为主要方式的人域自由。传统法律自由观的僵化和封闭使得域际法难以在具体内容方而实现其预设的自由价值之目标,如以生态利益为手段来实现的自由观以及以自然伦理、自然权利为指向的自由观等。

   第三,传统法律确认的自由价值在目的上具有局限性。人类意图实现的自由之目的受制于意识自觉和伦理边界。“意识自觉是一种能动的能力,它满足复杂化、进化、自足的必然设定,不断变化,不断完善”。C11〕人类意识自觉的过程就是人类本能向往上升到经验,进而转化为理J哇的过程(当然这是更高层次的意识自觉)。在这一上升、转化的过程中,自由价值也在其中得到不断的演化和发展,而且在理性的不断升华过程中,人类自我发展的根本目的也在悄然跟进。然而,传统人际法所确认的自由价值却忽视了人类自我发展的目的在意识自觉过程中的不断变化和发展。另外,目的意义上的自由可涵括在特定范围的伦理观中,故通过对伦理观演化过程的梳理,可考证自由价值之目的的发展性。总体而言,伦理可大致分为原伦理和衍生伦理以2〕,自由也相应地分为原伦理观中的自由和衍生伦理观中的自由。在法域发展演进的历史过程中,原伦理逐渐演化为各种形态和内容的衍生伦理。与群域法、熟人际法、地域法、契约法、人际法相对应,衍生伦理也可具体分为群自我伦理观、熟人伦理观、地域伦理观、契约伦理观、人域伦理观等。相应地,衍生伦理观中的自由也可分为群自我伦理观中的自由、熟人伦理观中的自由、地域伦理观中的自由、契约伦理观中的自由、人域伦理观中的自由等不同类型。自由在不同伦理观中的发展反应了自由价值在目的上的拓展和多元化。按照上述分类,在域际法中,自由价值应当体现为以域际伦理为目的指向的新型自由,然而,传统法律所确认的自由价值在域际法中没有体现伦理观上的及时跟进。因此,以域际伦理为目的指向的全新自由观替代传统人际法中的自由观是域际法发展的历史必然。

 ()生态法中的自由新解

 我们已认识到,传统法律所标榜的自由价值在域际法发展的当下而临着诸多方而的尴尬。以生态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为导向的生态法等域际法为妥善解决传统法律而临的价值僵化、封闭、不合目的性等现代尴尬开创了新的空间,一种全新的法律自由观也将在新近发展演化的域际法价值体系中被定格。那么这种全新的法律自由观又是什么呢?

 首先,作为域际法主要表现形态的生态法所认同的法律自由观不是传统法律以人的利益之损益为评判标准的法律自由观。以生态法为代表的现代法律突破了纯粹的人与人关系之网,已然将调整范围拓展到人与自然关系之网中。因而,现代法律视角下法律自由的评判也不再仅仅是基于人与人关系之网产生的人的利益之损益、分配及归属,而更多地体现为对立基于域际伦理的生态利益的广普性关怀。这种以生态利益的关怀为核心内容的法律自由观一方而表现为人类作为主体预想获取生态性利益的积极自由,另一方而表现为人类在域际伦理,尤其是生态人类中心主义指引下不损害生态自身利益的消极自由。显然,在以生态法为代表的域际法中,法律自由在内容上至少涵盖以人域关系中的利益之损益、分配及归属为标准的自由观,以人类的

生态性利益的配置为标准的自由观,以及人类不得损害生态自身利益的自由观等三个方而。   其次,生态法所认同的法律自由观须体现人与自然的和谐与同构,强调包括人域关系和人际关系在内的多重关系的多元价值的实现。不同于只调整人域内关系的民法、刑法等传统法,生态法是一种全新的法形态,“是一种高级次的意识自觉和价值判断”。以劝在生态法中,自由价值至少延展到以人域关系中的利益之损益、分配及归属为标准的自由观,以人类的生态性利益的配置为标准的自由观,以及人类不得损害生态自身利益的自由观等三个层次和方而。与传统人际法相比,自由价值在生态法中的延展主要反映在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和同构状态的关切上,在此基础上进而形成人域伦理指向的价值观和域际伦理指向的价值观。就具体内容而言,生态法中的自由价值超越了传统法域中以经济利益为核心的社会关系调整和安排,进而体现为以生态利益与经济利益并存或以生态利益为重的全新安排。多元化价值的展开和实现是生态法等域际法所涉法域范围逐渐扩张并开放演进的必然要求和趋势。

 最后,生态法中的法律自由观是人类进化理性的体现。传统人际法所构筑的法律自由立足于这样一种认识,即人类通过积极的法律规则建构便可使自由价值得以实现。可见,人际法及其自由价值的预设暗含着对建构理性主义的热捧。然而,通过对自生自发的规则和人为建构的规则进行比较后便可发现,因为人类处在对事实性知识的永恒局限胜4〕之中,且“任何人都不曾成功地对(自身自发规则达到的)复杂社会中所展开的所有活动做到全而且刻意的安排”,X15〕故建构理性主义在逻辑上具有潜在的非理性和非自足性。从此也可以得知,传统人际

法所秉持的“建构理性主义很容易导致破坏自由”。[16〕生态法的勃兴摈弃了传统人际法信奉的建构理性主义,转而彰显立基于自生自发规则赖以建立的进化理性主义的优越性。进化理性主义认为,人为建构的规则在任何时候都具有非完满性,自生自发的规则才是符合理性的规则,因而人类的行动应当在一个历时性、开放的场景之中,在对自生自发规则理性选择的基础之上,逐步实现法律规则的发现和创建,以及对理性不及和不受控制的领域的维护。也只有如此,法律规则所预设的自由价值才能得到真正的彰显。因此,如果建构理性主义意味着集权和自负的话,那么进化理性主义则意味着自由和理性。生态法正是在对进化理性主义赖以建立的自生自发规则进行理性选择的基础上达到“充分地维护个人自由”[17〕的目的。

 综合以观,生态法所认同并秉持的法律自由观指的是一种建立在非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之上的人与自然的和谐与同构状态。因为,在域际法视角下,限制自由的强制已不再是古典自由主义学说所表述的“人在社会关系中受到的强制”,而是人与自然冲突所带给人的强制,或人与自然关系的不和谐所带来的最终由人承受的被动状态。为了克服这种被动状态,生态法的任务是通过对自生自发规则的理性把握而实现对人与自然冲突等人际不和谐状态的消解,最终达到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与同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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